江南文化有何特殊的精神因子

■自古至今，“小揚州”“小杭州”“小蘇州”“小上海”等別稱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。這種活躍的“小某某”文化現(xiàn)象，既是衛(wèi)星市鎮(zhèn)與中心城市之間存在聯(lián)動合作關系的一種表現(xiàn)，更有見賢思齊的競逐意識。事實上，歷史上也不乏“小某某”超越并取代“某某”的案例，大的如上海取代蘇州，小的如無錫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。

■研究面向社會、關心現(xiàn)實的經世之學，是江南文化對傳統(tǒng)“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圣賢書”學術態(tài)度的某種修正。近代上海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種先進思想的宣傳基地，進一步將江南文化中的敢為人先、經世致用、興亡有責等精神因子揮灑得淋漓盡致

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、開放程度最高、創(chuàng)新能力最強、吸納外來人口最多的區(qū)域之一，是“一帶一路”與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地帶，在國家現(xiàn)代化建設大局和全方位開放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(zhàn)略地位。

今天的長三角城市群在我國城市發(fā)展中之所以獨具特色，與江南文化密切相關。江南地區(qū)特有的政治經濟、人文地理、社會結構、文化傳統(tǒng)和精神范式，不僅決定著長三角城市群的現(xiàn)在，而且必將影響到長三角一體化的未來。然而，僅僅意識到文化儲量豐厚、傳統(tǒng)相關度高是不夠的，下一步的關鍵是如何在返本開新的基礎上，實現(xiàn)江南文化的重建與當代轉換。

見賢思齊：

古今多少“小揚州”

長三角地區(qū)是當今我國城市化水平最高、城市體系最為完備的一個區(qū)域。各具特色的小城鎮(zhèn)星羅棋布，城鎮(zhèn)分布密度達到每萬平方公里80多個，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。這種中小都市（市鎮(zhèn)）的密集出現(xiàn)，是唐宋時期江南地區(qū)社會經濟變革的重要表現(xiàn)，并在明清時期達到一輪高峰，發(fā)揮著重要的經濟和文化職能。

同時，江南城市體系下層的重要性和厚度，即中小都市（市鎮(zhèn)）的興盛，與改革開放之后長三角地區(qū)經濟社會發(fā)展的“蘇南模式”有著歷史承接關系。這是長三角城市群現(xiàn)今的突出特征之一。其在文化上的表現(xiàn)就是，江南城市（包括市鎮(zhèn)）稱謂上“小某某”的普遍應用。

以“小揚州”為例，儀征因為鹽務的緣故，商賈作派和文人風氣與揚州相通。厲惕齋《真州竹枝詞》云：“敢說吾鄉(xiāng)渾不俗，君來又住小揚州。”高郵的生活方式和人文氣息頗似揚州，故王虎卿《珠湖竹枝詞》云：“莫笑一州如斗大，而今已作小揚州。”泰州在晚清一度是東南政治經濟重鎮(zhèn)，朱寶善《海陵竹枝詞》云：“眼底煙花太寥落，淮南賴有小揚州。”

不僅“小揚州”，自古至今“小杭州”“小蘇州”“小上海”等別稱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。這種異�；钴S的“小某某”文化現(xiàn)象，既是衛(wèi)星市鎮(zhèn)與中心城市之間存在聯(lián)動合作關系的一種表現(xiàn)，更有見賢思齊的競逐意識。事實上，歷史上也不乏“小某某”超越并取代“某某”的案例，大的如上海取代蘇州，小的如無錫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，等等。

重商崇文：

專精一技，皆可出名

江南文化價值取向由尚武好勇到斥力崇文，與江南城市新型工商業(yè)經濟的興盛是相統(tǒng)一的。城市精英群體由士人和富賈相結合，造就了江南城市文化中重商崇奢的社會風氣。江南人講究飲食和衣飾、喜歡建造精致的園林，《三言二拍》之類描寫市民生活的讀物在江南很容易找到讀者，袁宏道等人講究享樂的學說亦受到追捧……這些都是江南文化重商崇奢的具體表現(xiàn)。

這種重商崇奢、追求現(xiàn)實世界享樂和幸福的精神，不僅與導致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所謂新教倫理精神有悖，而且與春秋戰(zhàn)國以來形成的重儉惡奢倫理觀念相沖突。明代學者陸楫對江南城市中重商崇奢文化基因促進工商業(yè)繁榮有過精彩的論述：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，吳俗之奢莫盛于蘇杭之民，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，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，不知其幾何也，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……

與重商崇奢相表里的是工商技藝的發(fā)達。明清時期，江南人普遍重視日用技藝。專精一技，不但能獲利，也能出名，即袁宏道所說“凡藝到精極處，皆可成名”。那篇收入中學課本的《核舟記》，膾炙人口，生動地描繪了江南精妙絕倫的雕刻藝術。除此之外，蘇繡、顧繡、南京云錦、常州梳篦以及各色繡衣、繡鞋、地毯、絲毯、編織，乃至玉器、湖筆、剪紙、燈彩、泥塑、紫砂茶壺、蘇式家具等，在江南都發(fā)展到極致，讓人嘆為觀止。

不僅如此，更為重要的是，伴隨全球化過程而得以影響全世界的中國瓷器、茶、絲綢，其制作技藝與精品、名品皆公認出產于廣大的長三角地區(qū)。這絕非偶然的。

事實上，江南文化的重商傳統(tǒng)，敢于追求正當?shù)奈镔|利益，敢于“言利言色”，敢于沖破傳統(tǒng)，日后在海派文化中都得到了揚棄和繼承，并根據(jù)時代的發(fā)展予以創(chuàng)造性轉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。近代以來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，上海本身就是一個品牌，由其生產的商品以質量優(yōu)良著稱，產品遍銷全國乃至全世界，與這一文脈的延續(xù)不無關系。

開放包容：

吸收城市移民，吸納異質文化

江南開放包容的群體心態(tài)，主要表現(xiàn)為兩點：一是對城市移民的吸附，二是對異質文化的吸納。

概莫能外，城市化的進程通常意味著對外來移民的吸附。這種對外來移民的態(tài)度，考驗著一種區(qū)域文化的高度。江南文化無疑是其中的典范，其城市社會始終保持著高度開放包容的群體心態(tài)。

明清時期的江南中心城市蘇州，不僅僅是江南地區(qū)移民的匯聚之地，其府城的“染坊、踹布工匠，俱系江寧、太平、寧國人氏……總計約有二萬余人”，硝皮業(yè)工匠也多為江寧人，紙匠來自江寧、鎮(zhèn)江，冶坊工匠則多為無錫、金匱兩縣人。同時，蘇州還是全國商人集中的地方�！对棋\公所各要總目補記》記載：“吾蘇閶門一帶，堪稱客幫林立……如鮮幫、京莊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湖南、太谷、西安、溫臺州幫……長江幫等等，不下十余幫。”其中，僅聚居于南壕一帶的福建客商，人數(shù)就多達萬人以上。此外，甚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來居住。“吳為東南一大都會，當四達之沖，閩商洋賈……半行旅也”“開張字號行鋪者，率皆四方旅寓之人”。

開埠以來的上海，更是由國內外移民構成的國際性大都市，號稱遠東第一大都市。生活在近代上海的外國人，來自世界各地，最多時達到58個國家，超過15萬人。這些來自異域的人也將上海視為自己的家園，甚至還創(chuàng)造一個英文詞匯“Shanghailander”，表達了他們將上海視為家鄉(xiāng)的一種認同感。

江南文化還是兼容并蓄的代表。時至今日，江南文化歷經了許多文化融合過程，大略先是吳文化和越文化的交融，繼而是與中原文化的整合。特別是，在中原文化主導下，儒教（學）、佛教和道教之間存在著某種排斥、沖突；但兩宋以后，江南文化中的儒釋道三教開始互相融合，成為“和合共生”的一次成功實踐。最后是對西方文明的碰撞、吸納�，F(xiàn)在我們所說的江南，可以說是中國的江南，也稱得上是世界的江南。

理性務實：

倡導經世致用，崇尚科技之學

研究面向社會、關心現(xiàn)實的經世之學，是江南文化對傳統(tǒng)“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圣賢書”學術態(tài)度的某種修正。

宋元時期，江南地區(qū)的永康學派與永嘉學派都主張事功之學。明代，東林黨人主張“不貴空談貴實行”。那副家喻戶曉的對聯(lián)：“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”，成為當時讀書人關心社會現(xiàn)實的生動寫照。浙江余姚的王陽明創(chuàng)心學，主張知行合一。江蘇昆山的顧炎武寫出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等名著，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成為倡導經世致用之學的杰出代表。清代，唐甄所著《潛書》，對社會積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評，在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頁。

晚清時期的江南更是人才輩出，馮桂芬、王韜、沈毓桂、馬相伯、馬建忠、薛福成、李鳳苞、吳宗濂、張元濟等痛心于國家衰落，致力于救亡圖存的各種實踐。近代上海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種先進思想的宣傳基地，進一步將江南文化中的敢為人先、經世致用、興亡有責等精神因子揮灑得淋漓盡致。

在認識自然、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學方面，江南學者非常突出。晚明時期，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，帶來西方自然科學，包括天文、數(shù)學、地理等。中國興起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熱潮，最突出的代表是徐光啟、楊廷筠、李之藻。其中，徐光啟是上海人，李之藻、楊廷筠是杭州人。

有學者曾對明末以后科技學者的分布情況作過一個統(tǒng)計：阮元等人所編的《疇人傳》（包括續(xù)編、三編與四編），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、數(shù)學方面的學者220人，籍貫確切可考者201人。其中，江蘇75人，浙江44人，安徽32人，江西12人，其他省份均不超過10人。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，這充分說明江南地區(qū)科技人才眾多而密集。2000年，全國科學、工程兩院院士人數(shù)，按城市排名，前十名依次為：上海（84）、蘇州（83）、寧波（70）、無錫（65）、福州（49）、紹興（45）、常州（43）、杭州（41）、北京（36）、嘉興（30）。除了北京、福州，其余都在江南地區(qū)。

總之，理性務實的人文精神，一方面表現(xiàn)在江南地區(qū)知識分子鮮明的經世致用、崇尚科學的思想取向上，另一方面也真實地表現(xiàn)在江南地區(qū)民眾的勤勉務實、精明重利的生活態(tài)度中。